施政错误引起内部恶斗,士族皇权相互威胁,东汉迅速灭亡

  • 日期:10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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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 杯酒品历史

  决定国家治乱的因素,在于能否平衡社会上的各种势力,失其均衡者为乱,此可谓东汉灭亡的写照。

  

  东汉之衰亡,主要是其施政失误,从而产生戚宦相争、州牧割据等问题而起。当中可见,中央与地方是互相影响而亡,现从这两个范畴析其灭亡之因。一、戚宦相争

  戚宦相争乃东汉灭亡主要的内部因素,此为君权扩张所产生的影响。

  

  光武帝有鉴于王莽借辅政大将军权势篡汉,容易抢夺君权。故其即位后废辅政大将军,同时强化尚书台职能,并把本属辅政将军之一的大司马变成外朝三公之一。光武帝只是把内外朝之分取消,可是因君主集权而造成的宫内官权重的问题并未改善,特别是位卑权重的尚书台,使皇帝的亲信能以此职在短期内涉足权力核心。

  

  然而此制亦使尚书台容易受制于权势甚大的外戚和宦官,于是尚书台遂成为了外戚与宦官的角力场。而东汉君主早夭及年幼继位,使宦官与外戚之斗争越趋激烈,是为戚宦相争。多数也是依此方式循环;幼主即位,母后临朝,外戚专政,皇帝长大后用宦官除外戚,宦官得势,皇帝年轻驾崩,循这模式此消彼长,使朝政混乱。

  二、党锢之乱另一内部主因是党锢之祸,这是因为内朝制度的问题,朝臣难以监管,清议就成了其唯一可资使用的监管方式。

  

  此源于光武帝为加强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,遂表彰士人气节,又大兴儒学,提倡忠孝。士人逐澌养成崇尚气节,进而批评朝政。此有利于与朝臣名士仍有密切交往的外戚,但自有跋扈将军之称的外戚梁冀败亡后,宦官日渐得势,无视朝臣议论,于是借尚书之职权大规模地铲除异己,酿成两次党锢之祸。

  此祸延续了二十年,此后贤良尽去,士流摧折,宦官乃实际政权的掌握者,他们以养子传国袭封,并以兄弟姻戚充任州郡首长,于是贪残成风,朝政败坏至极。

  

  在地方因素方面,土地兼并为民变及州牧割据这两大主因的根。

  三、土地兼并

  汉自文景时已有土地私有制。汉帝制统治需要一个庞大官僚集团,官僚贵族想为其子孙制产。汉初三十税一,使土地私有更有利可图。统治者为了笼络维持朝廷的支柱,默许臣下私有土地,在汉初功臣势大的情况下,土地兼并出现,租佃制急速发展,产生了官僚式地主阶层。

  

  随土地私有化越来越严重,大批自耕农破产,大部分土地操纵在小部分豪强之手,形成庄园经济,危害中央朝廷的稳固统治。两汉诸帝也对此作出努力︰如西汉哀帝命师丹限民名田及光武帝度田等,成效皆不彰。而庄园经济的进一步发展,在社会上是豪强势力把控地方,在政治上是官僚士族化,这亦意味中央一旦失去这些士族豪强支持,就轻易瓦解。

  党锢之祸的重要性,就是一方面把受儒学薰陶的士族的向心力摧毁,使其倒向推荐者,产生钱宾四所谓二重君主观。宦官乱政则助长地方豪族势力至不受控制。

  

  与此同时,农民因兼并而失去土地,难以维持生计,成为流民,加上东汉末年对羌族用兵而加征赋税,及天灾频繁,问题进一步恶化,终于爆发了黄巾之乱。  黄巾之乱的发起者为巨鹿人张角,其创太平道,以符水治病,广受民众支持,在关东一带有信众三十六万。

  

  灵帝中平元年,张角宣扬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。岁在甲子,天下大吉。自称天公将军,与其弟张宝、张良以黄巾为记起事,一时八州并发,势如破竹,灵帝以皇甫嵩、卢植等追剿,击败黄巾主力,但黑山、黄龙、白波等黄巾余党,仍为祸黄河流域近二十年,使地方割据表面化。此也是东汉灭亡之主因。

  四、地方割据

  地方割据源自于光武帝在地方政府的政策。其再用汉武帝时的剌史制度,其原本专管地方监察,以六条权限。光武帝废外郡都尉,保留内郡都尉,使剌史掌军权。而剌史职务日多,权力渐出六条,甚至侵夺太守的行政及军事权。

  

  至东汉中叶,其能督察辖下所有官员升降及推荐贤良,从而吸纳士族及豪强以争取支持,使其更能掌州内民刑诸政。黄巾之乱为祸全国,为了方便平乱,灵帝从刘焉之议予剌史州内军政大权,并更名牧。使汉季以来,剌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,酿成州牧割据。州牧日益壮大,大有取中央而代之之势。戚宦相争为他们提供一个契机。东汉晚年,外戚何进与袁绍密召外藩兵马入京诛宦官,结果何进被杀,袁绍尽诛宦官,凉州牧董卓入京,废少帝。此后,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皇帝的权力被州牧所取代,直至曹丞篡汉,东汉灭亡。

  

  故东汉之亡,是战国以来政治制度上皇权的膨涨,与两汉社会结构中,地方阶层的兴起,早已隐含问题的根源,而其政策未能调整至新平衡点,使问题不断恶化,最终被士族所推翻。

  决定国家治乱的因素,在于能否平衡社会上的各种势力,失其均衡者为乱,此可谓东汉灭亡的写照。

  

  东汉之衰亡,主要是其施政失误,从而产生戚宦相争、州牧割据等问题而起。当中可见,中央与地方是互相影响而亡,现从这两个范畴析其灭亡之因。一、戚宦相争

  戚宦相争乃东汉灭亡主要的内部因素,此为君权扩张所产生的影响。

  

  光武帝有鉴于王莽借辅政大将军权势篡汉,容易抢夺君权。故其即位后废辅政大将军,同时强化尚书台职能,并把本属辅政将军之一的大司马变成外朝三公之一。光武帝只是把内外朝之分取消,可是因君主集权而造成的宫内官权重的问题并未改善,特别是位卑权重的尚书台,使皇帝的亲信能以此职在短期内涉足权力核心。

  

  然而此制亦使尚书台容易受制于权势甚大的外戚和宦官,于是尚书台遂成为了外戚与宦官的角力场。而东汉君主早夭及年幼继位,使宦官与外戚之斗争越趋激烈,是为戚宦相争。多数也是依此方式循环;幼主即位,母后临朝,外戚专政,皇帝长大后用宦官除外戚,宦官得势,皇帝年轻驾崩,循这模式此消彼长,使朝政混乱。

  二、党锢之乱另一内部主因是党锢之祸,这是因为内朝制度的问题,朝臣难以监管,清议就成了其唯一可资使用的监管方式。

  

  此源于光武帝为加强人民对国家的向心力,遂表彰士人气节,又大兴儒学,提倡忠孝。士人逐澌养成崇尚气节,进而批评朝政。此有利于与朝臣名士仍有密切交往的外戚,但自有跋扈将军之称的外戚梁冀败亡后,宦官日渐得势,无视朝臣议论,于是借尚书之职权大规模地铲除异己,酿成两次党锢之祸。

  此祸延续了二十年,此后贤良尽去,士流摧折,宦官乃实际政权的掌握者,他们以养子传国袭封,并以兄弟姻戚充任州郡首长,于是贪残成风,朝政败坏至极。

  

  在地方因素方面,土地兼并为民变及州牧割据这两大主因的根。

  三、土地兼并

  汉自文景时已有土地私有制。汉帝制统治需要一个庞大官僚集团,官僚贵族想为其子孙制产。汉初三十税一,使土地私有更有利可图。统治者为了笼络维持朝廷的支柱,默许臣下私有土地,在汉初功臣势大的情况下,土地兼并出现,租佃制急速发展,产生了官僚式地主阶层。

  

  随土地私有化越来越严重,大批自耕农破产,大部分土地操纵在小部分豪强之手,形成庄园经济,危害中央朝廷的稳固统治。两汉诸帝也对此作出努力︰如西汉哀帝命师丹限民名田及光武帝度田等,成效皆不彰。而庄园经济的进一步发展,在社会上是豪强势力把控地方,在政治上是官僚士族化,这亦意味中央一旦失去这些士族豪强支持,就轻易瓦解。

  党锢之祸的重要性,就是一方面把受儒学薰陶的士族的向心力摧毁,使其倒向推荐者,产生钱宾四所谓二重君主观。宦官乱政则助长地方豪族势力至不受控制。

  

  与此同时,农民因兼并而失去土地,难以维持生计,成为流民,加上东汉末年对羌族用兵而加征赋税,及天灾频繁,问题进一步恶化,终于爆发了黄巾之乱。  黄巾之乱的发起者为巨鹿人张角,其创太平道,以符水治病,广受民众支持,在关东一带有信众三十六万。

  

  灵帝中平元年,张角宣扬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。岁在甲子,天下大吉。自称天公将军,与其弟张宝、张良以黄巾为记起事,一时八州并发,势如破竹,灵帝以皇甫嵩、卢植等追剿,击败黄巾主力,但黑山、黄龙、白波等黄巾余党,仍为祸黄河流域近二十年,使地方割据表面化。此也是东汉灭亡之主因。

  四、地方割据

  地方割据源自于光武帝在地方政府的政策。其再用汉武帝时的剌史制度,其原本专管地方监察,以六条权限。光武帝废外郡都尉,保留内郡都尉,使剌史掌军权。而剌史职务日多,权力渐出六条,甚至侵夺太守的行政及军事权。

  

  至东汉中叶,其能督察辖下所有官员升降及推荐贤良,从而吸纳士族及豪强以争取支持,使其更能掌州内民刑诸政。黄巾之乱为祸全国,为了方便平乱,灵帝从刘焉之议予剌史州内军政大权,并更名牧。使汉季以来,剌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,酿成州牧割据。州牧日益壮大,大有取中央而代之之势。戚宦相争为他们提供一个契机。东汉晚年,外戚何进与袁绍密召外藩兵马入京诛宦官,结果何进被杀,袁绍尽诛宦官,凉州牧董卓入京,废少帝。此后,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皇帝的权力被州牧所取代,直至曹丞篡汉,东汉灭亡。

  

  故东汉之亡,是战国以来政治制度上皇权的膨涨,与两汉社会结构中,地方阶层的兴起,早已隐含问题的根源,而其政策未能调整至新平衡点,使问题不断恶化,最终被士族所推翻。